【張天杰】晚明“三教合一”思潮與越中士人的靜坐聊包養網修習 ——以《祁彪佳日記》為中間的考核

晚明“三教合一”思潮與越中士人的靜坐修習

——以《祁彪佳日記》為中間的考核

作者:張天杰(杭州師范年夜學公共治理學院、國學院傳授)

來源:《浙江社會科學》,2021第5期

 

摘要:晚明越中士人祁彪佳,為陽明學講會證人社之主要成員,常與社中白馬山會諸友舉“七日靜參之會”,還在寓山園或云門寺進行靜坐實踐,故《祁彪佳日記》成為考核其自己及越中士人靜坐修習的難得個案。祁彪佳等人的靜坐,受晚明陽明學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影響,故在靜坐的情勢上多采用佛、道的方式,其目標則與修身日記或舉放生社、參與賑災等一樣為了遷善改過,而他與白馬諸友或厚交和尚討論最多的也是陽明學的修養功夫。

 

摘要:《祁彪佳日記》;晚明;靜坐;三教合一;證人社;越中

 

祁彪佳(1602—1645,號世培,山陰人[1]),天啟二年(1622)進士,歷任福建興化府推官、福建道監察御史、蘇松巡按等職,故在越中士人之中頗具聲看。崇禎四年(1631),祁彪佳與越中士人一同敦請劉宗周(1578—1645,號念臺,山陰人)與陶奭齡(1571—1640,號石梁,會稽人)舉證人社,開啟了晚明最為主要的一個陽明學講會。祁彪佳在證人社之初,以及崇禎八年辭官返鄉之后的七八年之中都積極參與講會。特別是在崇禎八年至崇禎十年之間,除了在講會之中探討若何勸善改過、若何進行身心修養外,還與證人社的師友一路舉行“七日靜參之會”。祁彪佳及其師友的講會與靜坐,遭到晚明陽明學以及儒、釋、道“三教合一”思潮影響,特別是談佛之風極為風行,而祁氏家族幾代人都與和尚多有往還,祁彪佳自己還親自組織了放生社。

 

雖說自宋代以來,隨著理學的發展,士人們經常進行靜坐的修習,但是相關包養網心得記載,特別是若何實踐則往往語焉不詳。[2]而祁彪佳卻有長達十五年、四十多萬字修身日記得以完全保留下來,此中關于證人社活動的記載極為豐富,此中就包含了他自己以及師友們若何進行靜坐等內容。[3]故而通過其日記來考核晚明越中士人靜坐修習的具體情況,以及此中的“三教合一”等問題,對研討晚明的儒學史、宗教史有著主要意義。

 

 

越中的“證人社”,開始于明崇禎四年三月,關于講會的發起,劉宗周暮年的主要門生董瑒(約1615—1692,號無休,會稽人)說:

 

崇禎辛未,郡中祁中丞彪佳、王文學毓蓍兄弟、山陰征士王朝式、諸生秦承佑等,啟請劉子與陶石梁師長教師講學于陶文簡祠。已集陽明書院,間集白馬巖居,名證人社。[4]

 

作為越中的士紳領袖,祁彪佳成為證人社的重要發起人,據崇禎四年的《證人社語錄》以及祁彪佳自己日記的記載,祁彪佳及其兄弟、侄兒以及諸多友人就積極參與證人社的講會。[5]崇禎四年的下半年祁彪佳外出為官,中斷了證人社的活動;崇禎八年返鄉之后,他又開始參與證人社的講會。然因劉宗周與陶奭齡二人的為學主旨有著差別,故證人社已分化為二支;其一,重要在紹興郡城內的陽明書院講學、以劉宗周為主講;其二,重要在紹興郡城外的白馬山房講學、以陶奭齡為主講,故祁彪佳日記里簡稱“白馬山會”。與祁彪佳關系更為親密的,則是以陶奭齡為焦點的證人社之白馬諸友。祁彪佳在崇禎十年三月的日記里記載了一次劉宗周與陶奭齡都在場的白馬山會:

 

初四日甜心寶貝包養網,……隨至白馬山房,劉念臺、陶石梁兩師長教師皆至。張芝亭舉“廓然太空,物來順應”之義,王金如問心學進門用功之要。兩師長教師辨難很久,劉以漸,陶以頓,各有得力處。”[6]

 

此次講會劉、陶二人配合主事,且彼此辨難很久。在祁彪佳看來,劉宗周之學為漸修,陶奭齡之學為頓悟,各有各的得力之處,但是他自己則更傾向于求“悟”求“靜”,天然會對主張頓悟且又喜談佛學的陶奭齡一系更有興趣。向陶奭齡問學的還有崇禎十年閏四月:

 

初四……赴白馬山會,予詢以學問須鞭襞向里,學人每苦于浮動若何?石包養行情梁師長教師言,進手這般,若論本體,則動靜如一也。[7]

 

祁彪佳特別關心的問題就是人心的念頭浮動,陶奭齡則認為進手之際往往這般,故而需求往根究本體:“若不識本體,說甚功夫?”[8]如識認了本體,那就“動靜如一”,不用擔心浮動了。然據黃宗羲(1610—1695,號梨洲,余姚人)《明儒學案》的記載,白馬講會多涉佛學:

 

石梁之門人皆學佛,后且包養網站流于因果。分會于白馬山,羲嘗聽講。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為馬,引其族姑證之,羲甚否則其言。[9]

 

陶奭齡的友人與門人學佛“流于因果”應是事實,祁彪佳崇禎八年十仲春日記有明確的記載:

 

初四日,……聞講會仍在白馬山,移船往,諸友畢集。遲午,陶石梁方至。時沈厹如以“人須各知痛養”為言,王金如因申習知、真知之辨,石梁稱說因果。有陳生者辟其說。厹如為言過往、現在、未來刻刻皆有,何疑于因果。[10]

 

此次白馬山會,所講的“人須各知痛養”以及“習知、真知之辨”等等都是王陽明的思惟,但是陶奭齡卻聯系到了因果,以致于有陳生起來反對,沈國模(1575—1655,號求如,一作厹如,余姚人)則為因果之說辯護,可見白馬諸友的講學確實是儒、佛合一的。當時的和尚也多有研習陽明學經典的,還有如顏茂猷(1578—1637,字壯其)的《迪吉錄》等勸善書,與周汝登(1547—1629,號海門,嵊縣人)、祁彪佳等越中士人有過來往的覺浪道盛(1592—1659)就是其一。[11]他曾說:

 

宋儒多墨守其法,不知變通,難免又流為執計,穿鑿矣。至姚江知己之學一出,年夜掃支離,惜未有幾人能述此教養時中之道。精至慎獨,神于至誠,原于天命,為六合人物之主旨,以定平此世界也。……故予自知有此道,無時不全提此教養主旨,以統會三教九流、百工人物,歸于慎獨至誠。以克此精一中和、勤儉簡易為標的,使全國古今,曉然不敢年夜過不及、為無忌憚,以亂千圣之心法。[12]

 

自陽明、近溪諸公過往,此脈遂衰。山野不吝心力,必欲扶起堯舜、孔顏之心,傳于全國后世。”[13]

 

覺浪道盛以其超出儒、佛之界的目光來看,故對陽明學的評價極高,認為知己之學可以“為六合人物之主旨”,可以“平此世界”,可以“統會三教九流、百工人物”,讓他們都“歸于慎獨至誠”;惋惜的是王陽明、羅汝芳(1515—1588,號近溪)過往之后,少有人能體會此中的“教養時中之道”,故而他自己要“不吝心力”,實現“扶起堯舜、孔顏之心”這一底本為儒者的目標,將其“以儒說談宗”之法傳之全國后世,故而其學說能影響方以智(1611—1671)等士人。[14]

 

而祁彪佳也正如劉宗周所料的,他雖然愛好談佛,也對道教的修養方式頗有興趣,但是其思惟之主導則還在儒學,常日里研讀最多的就是儒家著作。好比他曾在崇禎十年蒲月日記里談及兩年以來讀儒、佛兩家之書的體會:

 

初九日,……是日,始閱畢《楞嚴經》,因簡點兩載來所閱書,有十二種,計一百五十余包養條件卷。但是掩卷茫然,徒讀無益,乃作警語,自定課程,焚噴鼻靜坐之外,欲閱《禮記集注》《圣學宗傳》《牧津》《世廟見聞錄》及繹《楞嚴經》,非經濟、理學書,必不以經目。[15]

 

祁彪佳感覺本身讀了十二種、一百五十多卷的書,卻是“掩卷茫然”,故而下定決定除了繼續揣摩《楞嚴經》等之外,集中讀經世致用與理學修養這兩類有效的書,此外便不再經目。這也正合適證人社講會的具體情況,因為他們除了談論心性修養,也常會論及經世的問題,如崇禎九年四月與崇禎十年七月的兩次講會:

 

初四日,……歸寓,陶石梁師長教師與諸友次序遞次集座中,拈士正人立品功名,當乃至君澤平易近為事,勿徒徙利祿起見。時得觀劉念臺師長教師《召對記注》,因共嘆致君之難。王金如拈“遇主于巷”“納約自牗”義。[16]

 

初四日,與沈、管兩師長教包養網心得師及季超兄同船進城,船中,極荷兩師長教師規勉,管霞老又暢言格君、信友之道。將抵城,夏孔林來晤。至白馬山房,陶石梁師長教師已至,講“三月不違仁”一章。予問難數語,年夜約言:“心無不在,所謂至者何處又添一仁?”三師長教師為之首肯,散歸。[17]

 

從沈國模、管宗圣(1578—1641,號霞標,余姚人)兩師長教師的規勉等語可知,祁彪佳在白馬諸友心目中有著主要的分量。該講會說到了“格君、信友之道”以及“三月不違仁”,還有“士正人立品功名,當乃至君澤平易近為事,勿徒徙利祿起見”,又可見他們并非袖手空談者,多有經世致用之心,故而證人社成員祁彪佳、王朝式等人,也是諸如賑災等處所事務的主要參與者。[18]

 

祁彪佳所參加的證人社之白馬山會,以陶奭齡為主盟,至于越中士人常舉的放生社,則以祁彪佳自己為首倡,此中年夜多也是證人社的成員,當然祁氏家族或其親族的成員更為積極一些。[19]其活動時間則重要集中于崇禎八年至崇禎十年之間,也即證人社較為活躍的那一階段,故而可以看作愛好談佛的白馬山會的另一個小分會。

 

放生社有固定的每日天期,就是每個月的初八日,這個日子也是寺院的眾姓放生法會日。據祁彪佳日記的記載,崇禎八年的十仲春初八日;崇禎九年的正月、仲春、四月、六月、七月、八月、玄月、十月的初八日;崇禎十年的仲春、四月、六月、七月、八月、玄月、十月的初八日,都曾舉放生社。此外,如崇禎八年十月十五日、崇禎八月十四日,也曾舉放生社。放生的地點,重要是在祁彪佳的私人園林地點地寓山的六竹庵(又作綠竹庵或菉竹庵)、還有彌陀寺,還有直接在河湖之中放生的。放誕辰的西餐,則正好在庵中素食,并且小憩。先看崇禎九年的八次:

 

(正月)初八日,舉放生社于六竹庵,諸友咸集。

 

(仲春)初八日,雨。……予與翁艾弟至寓山,待潘鳴岐、王完宇、沈堯俞至,飯于六竹庵,放生。

 

(四月)初八日,……偕諸友及諸兄弟至寓山,作放生會。有季君者適至,旋別往,諸友集六竹庵享伊蒲供。

 

(六月)初八日,舉放生包養軟體社于寓山。王金如、吳與參遠至,小憇六竹菴。

 

(七月)初八日,……與放生社中友共飯六竹庵,諸友別往,予與鄭九華憩息靜者軒。

 

(八月)初八日,暑熱如夏。舉放生社,至者為潘鳴岐、茅心鏡。予至柯園,邀止祥兄及金年夜來同往,飯六竹庵。

 

(玄月)初八日,雨甚。與兄弟至六竹庵,放生社中至者止王云岫。

 

(十月)初八日,為內子誕日,放生諸社友畢集。[20]

 

這幾次的放生社活動,都在六竹庵中舉行,如四月初八日直接寫明“諸友集六竹庵享伊蒲供”,“伊蒲供”又作“伊蒲饌”,就是指素食齋飯。此日,還會與社友或和尚討論修養之道。如短期包養崇禎八年十仲春、九年十月兩次,當作重點介紹:

 

初八日,天雨。以季父移居,五興起,送之至所居。王云岫至,與之謁季父,即同至彌陀寺。頃之,何芝田亦至。齋罷放生,鬻生者聞之畢集,予與云岫各捐資市之,所放鱗族最眾。會宗師偕眾僧為說法于船次。[21]

 

初八包養留言板日,為內子誕日。放生諸社友畢集,禪師邇密、歷然、無量俱至。自舉社以來,是會最盛。午后,與邇密談因果與氣質之異同,及省事收心之要。晚,懸燈山中,與內子觀之為樂。[22]

 

前一次活動,還引來了鬻生台灣包養網的商販,于是祁彪佳與王云岫分別捐資將之買下,故而這次“所放鱗族最眾”,后一次則因為諸社友“畢集”與眾禪師“俱至”,所以說“自舉社以來,是會最盛”。這兩次活動,都有高僧說法,前者未詳述具體內容,后者則是祁彪佳自己與邇密禪師談論“因果與氣質之異同”,也就是人生究竟是由因果輪回決定,還是由各自氣質決定,還談及“省事收心之要”,這也就是祁彪佳一向關心的修養之方式。

 

關于放生社的社員,也即祁彪佳的兄弟、子侄與諸友,此中年夜多數也是證人社的成員。而其日記中記載人數較多的崇禎八年十月、九年八月的兩次活動,都是不在初八日的,年夜約是為了照顧更多的證人社成員來參與:

 

十五日,放生于綠竹庵,預會者為王云岫、王云瀛、王敬川,予家季父、德公、季超、止祥三兄、翁艾弟、奕遠侄,其鄭九華、金年夜來則偶至者。小齋罷散歸,遇微雨。[23]

 

十四日,……會稽兩衙官至,詢以處所事,頗懷隱憂。別往,跨驢訪客,晤劉石林,即至藥局,偕諸友登船。迎陶石梁師長教師至,放船于青田湖,為放生社。及會者皆局預事之友,亦即證人社中友也。飯酌笑語,情懷甚適,諸友別于西門外。[24]

 

前一次,以祁氏家族的成員為主,又有親族與友人。后二次,祁彪佳說“皆局預事之友,亦即證人社中友也”,也就是說他們都是證人社的成員,先是參與了為賑災而開設台灣包養的藥局之事,而后剛剛參與放生社,賑災與放生其實同為遷善改過之活動。至于此次活動的尊長者,即是證人社白馬山會之主盟陶奭齡。此次舉放生社之日,祁彪佳還與會稽兩衙的官員討論處所之事,也即賑災之事,他們都對時局“頗懷隱憂”。到了崇禎十年惡仲春、四月的初八日,又有新進社者。[25]可見經過了前一年的活動,放生社在越中士人群體之中也漸漸有了影響,參與活動的如管宗圣也是證人社中的骨干成員。

 

再說證人社之白馬山會,還有更為獨特的小分會,也即“七日靜參之會”。祁彪佳曾向陶奭齡請教若何修養心學,陶就勉勵其特別靜坐:“予與陶師長教師究心學之旨,陶以靜參相勉”[26]。可見“靜參”底本就是以陶奭齡為首的白馬諸友最為主要的修養方法,而“七日靜參之會”也應當由來已久,然在祁彪佳日記里則開始于崇禎八年的十仲春:

 

初四日,……聞講會仍在白馬山,移船往,諸友畢集。遲午,陶石梁方至。……諸友共飯,石梁別予往,沈厹如、管霞標、史子虛同至九曲,諸友定七日靜坐之期,予登船歸。[27]

 

當日正逢白馬山會,會后陶奭齡先走,然后就是沈國模、管宗圣、史孝咸(1582—1659,字子虛,余姚人)三人一通到祁彪佳在紹興城九曲弄的居所,商訂了舉行“七日靜坐”活動的每日天期。但是比及白馬諸友開始靜坐之時,祁彪佳則“以俗務糾纏未獲如約,甚為懊悔”[28]。檢索祁彪佳的日記,第一次參與“七日靜參之會”當在崇禎九年的仲春:

 

十一日,……抵寓,會中諸友王金如、王俊仲、秦淡如、吳與參、金士看、陳汝理、錢千之及季超兄咸在,呂梅夫后至。午后,稍習靜坐。晚,秉燭深談。金如所以規予者,切中膏肓,令人通身汗下。[29]

 

到會的成員年夜多就是證人社、放生社的成員,也即白馬諸友以及祁彪佳之兄祁駿佳(1604—約1681,字季超)等人。靜坐之后,則是具有“省過會”顏色的“秉燭深談”,與祁彪佳亦師亦友的王朝式對祁彪佳進行了“切中膏肓”的箴規,令祁彪佳“通身汗下”。第二天,祁彪佳便向王朝式執門生禮,此后多年也都尊重有加,而王朝式也時常給祁彪佳講解修心之法并就其造園之“盛飾土木,殊為不懌”,祁彪佳也認識要本身“負君、負親、負己、負友”,特造“四負堂”以志其過。[30]其日記里說:

 

十二日,曉起,頓首于金如,謝其身教。自茲稱師長教師,執門生禮。焚噴鼻靜坐,覺此心散亂更甚,每經行唸經,輒以爪搯手指,幾為膚裂。因與金如言:“浮念倏起倏滅,終無了當,然易起亦滅耳。倘喜怒哀樂有如浮念之無礙,于太虛亦庶幾乎?”金如言:“喜怒哀樂因有根在,故中和難耳。因不怕念起,但須認此心即桌子礙磚,無非是心。”金如將指明其故,予止其且勿言,待予靜參之。[31]

 

這天依舊在祁彪佳的九曲居所一路靜坐,也依舊獲得了王朝式的幫助。祁彪佳習靜的認真,表現則有二:其一,覺察“此心散亂更甚”,于是念誦佛號以及“以爪搯手指,幾為膚裂”,也就是用內交際攻的辦法,以求克治“浮念”;其二,與王朝式探討“浮念”的倏忽起滅,能否喜怒安樂之情也如浮念普通,易起也易滅,能否對于如太虛之心無礙呢?對于王朝式的指點,祁彪佳也不要其說透,盼望本身在靜中參悟。第三日開始,祁彪佳因為有事而告別諸友,忙與俗務往了,而白馬諸友的靜坐當依舊在繼續進行。此后他們還有屢次“靜參之會”,但是真正讓祁彪佳感覺頗為得力則還是本身單獨的靜坐實踐,此處暫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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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其日記,在崇禎十一至十三年基礎沒有關于“靜參之會”的記錄,直到崇禎十四年十月,祁彪佳再次與白馬諸友又進行了一次:

 

初四日,攜兩兒進城,至天王寺,沈求如師長教師先至,已數日。偕諸友作七日靜參之會,諸友集者二十余人。傅翼子新進社。予與錢欽之先謁劉念臺師長教師,頃之,師長教師亦至。沈師長教師舉知己之旨,人所以不克不及體認者,皆以習知為知己耳。予以學人用功若隨處體認天理,則虞散碎;若如陸象山所言,此便是汝心,又虞籠統,畢究何法是一刀見血之路?沈師長教師以為,必宜從悟門進。劉師長教師又言已發之時依然未發,其言甚暢。散會,已傍晚矣,予走候外父。再與沈師長教師商下手工夫,以為斷斷非靜參不成。[32]

 

此次“靜參之會”,更可以看作一場證人社的講會,當時陶奭齡已往世,故而沈國模為主事者,但是祁彪佳等人先往拜謁劉宗周,于是劉宗周也特地參會。講會先是沈國模講明“知己之旨”,祁彪佳提問,若是以湛若水(1466—1560,號甘泉)“隨處體認天理”則會“散碎”,以陸九淵(1139—1193,號象山)“此便是汝心”則會“籠統”,那么有什么是“一刀見血之路”?劉宗周強調已發功夫,沈國模則與當陶奭齡的主張一樣,強調從“悟門”進進,后來又就“下手工夫”跟祁彪佳說只要“靜參”之法。

 

祁彪佳積極于證人社活動的時間,與舉放生社、參與“七日靜參之會”的時間基礎是重合的,也即從崇禎八年至崇禎十年。后來則因為老母過世以及救荒、國難等原因的影響,祁彪佳便很少觸及講會、放生、靜坐等活動的了。特別是崇禎十三年之后,證人社諸友如沈國模等人,改為講學于余姚的姚江書院,而亦師亦友的王朝式則已往世,缺掉友人的夾持,當是一個更為直接的緣由。

 

 

作為一種修養功夫,在祁彪佳的日記里也經常會有“焚噴鼻靜坐”的零碎記載,而較為集中的則只要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則在京為官之時,當時祁彪佳有較為認真的靜坐實踐,還獲得了《迪吉錄》的作者顏茂猷等友人的指導。據其崇禎四年的記載,先是十一月的一條:

 

十六日,……予邀顏壯其講玄修“一點在此中”之道。晚坐,予復詢“日用應酬,了無痛處”何如?壯其以“與人為善”四字作主,正昔儒所謂“不用逐事,不用遺事”也。

 

接下來是十仲春的多條:

 

十三日,……午后,顏壯其至,講“守心十二法”,先之以守乾、守坤,終之以守雌黑。雖進手玄門,而儒釋年夜道已具。……坐頃,不覺門外積雪盈寸矣!乃踏雪歸,與顏壯諸兄臥談。

 

十四日,方欲約李子木,來與顏壯其一晤而風高文,乃止之。擁爐,聽壯其說“十二法”竟。午后,乃往。晚,與安然焚噴鼻清坐。已,乃即閑語。

 

十五日,……予方與蔣安然靜坐,陶紫閬來,以白衣觀音像見贈。

 

二十九日,……予有歲時之感,幾不勝悲。午后,乃靜坐于呂祖座之旁,李子木亦至,相與披閱道書。[33]

 

祁彪佳向顏茂猷請教“玄修”之道,如“一點在此中”與“守心十二法”都是具有道家顏色的“玄修”方式,當時他也經常研讀道家之書。所謂“包養ptt進手玄門,而儒釋年夜道已具”,可見在晚明的年夜多士人看來,只需方式有用,并不用嚴辨儒、釋、道。[34]祁彪佳還向顏茂猷詢問“日用應酬,了無痛處”,顏告之“與人為善”,也即“遷善改過”,而祁則依舊從個體修養來懂得為儒家的“不用逐事,不用遺事”,也即《孟子·公孫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外,對于祁彪佳而言,靜坐還可打消因為獨安閒外過年的悲涼之感,也即打消心緒不寧。崇禎五年正月,祁彪佳與顏茂猷的來往更多,此時便有靜坐的實踐:

 

初五日,……聽姚心無與顏壯其談所學到手處。心無言結丹之后,時見日光影現于前。壯其以光不內攝,丹且未成,欲以所傳傳心無,而彼方津津自得也。談竟起,或步、或坐于呂祖座旁。予焚噴鼻為候,以豆子驗念之起滅,盡噴鼻一枝,凡擲豆三十二枚,我心散亂一至此哉![35]

 

顏茂猷等人所談的到手之處,所謂的結丹,也即道家內丹法,祁彪佳則用源自釋教的、為晚明士人所廣泛采用的“台灣包養網分豆識念”之法來進行靜坐,所分的是念頭的善與惡。此處說到“擲豆三十二枚”,即指靜坐時所起雜念有三十二次之多,祁彪佳尚未采取結丹之法,還是比較傳統的收攝身心、戰勝雜念。顏茂猷不在之后,祁彪良伴有靜坐的練習,其記錄如下:

 

初六日,送顏壯其往。焚噴鼻讀《洪范篇》。……晚,與子木步出觀房園、滏園,冷色逼人。歸,擁爐靜坐,閱《性理》數篇。

 

初九日,予欲受壯其道,恐念未堅,有中斷,乃卜之呂祖,李子木意志與予合,各卜得籖竟相符者。及予再卜,則有“富貴榮華在廟廊”之句,豈呂祖以予為繁華路上人,故未之許乎?靜坐,至午起。

 

十三日,年夜風。鎮日客無至者,乃得靜課。

 

送別顏茂猷的當日,祁彪佳能“擁爐靜坐”,又讀了《性理年夜全》數篇,可見并未經心在顏氏所傳授的靜坐功夫之上。此后,祁彪佳老實說想接收顏茂猷所傳授的靜坐之道,但又怕本身意念不夠,于是在呂祖眼前占卜。占得了“富貴榮華在廟廊”一句,則已為其不再努力于修煉而成為“方外之士”供給了一個捏詞。此后,道家的那些法門偶有接觸,然興致漸淡,靜坐繼續幾次便不再堅持,直到后一階段。不過需求說明的是,祁彪佳不再堅持靜坐,并非因為儒、釋、道的思惟問題,而是“廟廊”之俗事太多而無法靜下來,好比這年的蒲月初旬日,其日記里說:“赴姜端公招,無別客,得暢言之,端公教予逐日以一時靜坐,往其浮氣,愧未能也。”由此可知,祁彪佳確實認為靜坐對本身的修養,特別是“往其浮氣”很無益處,然尚不克不及堅持。

 

值得留意的還有,這一階段的祁彪佳也常收支寺廟,并與和尚多有來往,如崇禎四年十仲春的一次:

 

初八日,……午后,睡起,李子木年兄至,因同蔣安然共禮栴檀佛于鷲峰寺。訪僧尹篤,其言動靜合一之功,似于孔教亦有悟進者。出觀諸僧晚課,聆鐘磬聲,心形俱寂。李子木策馬往,予亦同安然歸。[36]

 

和尚所講的“動靜合一之功”,在祁彪佳看來則與儒家所說的“悟進”有類似;而在聽到和尚做晚課時候的鐘磬之聲,頓覺“心形俱寂”,這可以說是種下了后來往寺廟之中舉“七日靜參之會”的前因。

 

 

接下來重點剖析祁彪佳靜坐實踐的第二個階段,即崇禎八年至十年之間,因為經常與白馬諸友共舉“七日靜參之會”,他的靜坐功夫有了嚴重晉陞。好比崇禎八年十一月:

 

初五日,靜坐小齋,掃除一室,供達摩、觀音、彌勒諸像,時時持佛號,稍攝紛馳之心,然愈覺其散亂矣。

 

初旬日,以俗事紛至,午前未得靜攝。小憇起,攜兩兒棹船至寓山。

 

十一日,……予方瞑目靜坐,而季超兄從顯圣寺歸,無跡師亦適至。[37]

 

此時祁彪佳的靜坐有兩個特點:其一,為了實踐靜參,祁彪佳特辟一室,或即“靜者軒”,且供達摩、觀音、彌勒,又時時持佛號,雖有種種程式但是“紛馳之心”則愈覺散亂;其二,最為主要的,也便是否能夠堅持,從其日記來看,往往是偶爾的一次、兩次,一遇俗事打擾便輟靜坐。故而到了下一個月,祁彪佳便與白馬諸友人約定共舉“七日靜參之會”,但是白馬諸友能堅持靜坐,祁彪佳卻還在忙于俗務。

 

到了崇禎九年的仲春十一、十二日,祁彪佳堅持了兩天的靜坐,并獲得了白馬諸友特別是王朝式的幫助,此事上文已有說起。到了這年的四月,終于有了一次實踐了“七日之約”:

 

初九日,石雨師別,與為寓山七日之約。予因俗務紛紜,恐妨靜課,乃預為摒擋。

 

初旬日,張太羹有使至,予手復之,以用靜持動之道相勖,時張有斟酌之者故也。與王金如、章凝如、鄭包養網站九華及季超作靜課于寓山,約于辰后,坐噴鼻二次;午后,坐噴鼻二次;晚坐噴鼻一次。各以噴鼻半炷為節。晚,于月下送王金如至陡亹。

 

十一日,暄熱,流汗,靜坐中心機更覺昏亂。出靜,閱《楞嚴經》,完“七處征心”之旨。

 

十二日,雨,王金如攜程自昭至。予靜究心體,竊意心體同于太虛,萬物不克不及離空虛,豈能離心,心外又豈有物?金如與磁爐曰:此亦心乎?予應之曰:心。金如曰:噴鼻在何處?予不克不及對。

 

十三日,僧無量過訪。頃之,石雨師至,談法甚暢。師勘驗人學問,于章凝如“性光充滿”處,未為許可。

 

十四日,與石雨師披閱《楞嚴經》,師于經中緣所遺者講解,與諸說異。

 

十五日,石雨師別往。予與季超兄自山到家候老母,少頃仍還山。午后,德公兄攜齋,供邀季父坐話山中,風雨甚厲,及秉燈而歸。

 

十六日,予以心與萬物同體者,蓋萬物無物,因見性聞性而始有,合眼無見、塞耳無聞即無物矣,所以見萬物總是同心專心。金如以予于萬物處尚信之不確。是日午后天霽。

 

包養甜心網十七日,與諸兄撤靜課,方欲出山。[38]

 

從初旬日到十三日,這一次為期七日的“靜課”,地點是在祁家的寓山園,配合參與的友人則有王朝式與祁駿佳等人。其實祁彪佳的靜坐,與專心學佛的祁駿佳的催促與協助關系極年夜,祁駿佳曾教“唸經數息之法”[39],祁彪佳感覺甚為得力,二人除了一路靜坐,還寫作相關之“偈”,也頗有興趣味:“季超兄有‘敏捷光陰’之偈,促予輩靜參,予以‘動靜不貳’一偈答之。”[40]來自兄弟的影響,當與來自王朝式等云影響劃一主要。此次靜坐頗講究情勢,天天靜坐五次,上午、下戰書各兩次與早晨一次,每次為半炷噴鼻。一炷噴鼻約為包養一個月現在的半小時,故此時祁包養金額彪佳的包養條件靜坐,為天天五次,每次才十五分鐘。祁彪佳還特地研讀了《楞嚴經》中的“七處征心”一段,該段講述從身內、身外等處“征心”,以求不生不滅的真心,還聽和尚石雨講解《楞嚴經》。祁彪佳又繼續與王朝式探討陽明學之中間體與太虛的問題,所謂“心外無物”與“心與萬物同體”,同心專心、萬物、太虛、無物這些概念,祁、王二人在靜坐之馀加以反復辨析。這次靜坐,將讀書、講學與靜坐共同,但是開始的兩天還會“心機更覺昏亂”。期間還因為省問老母而下山一次,又與叔父“坐話”,俗事打擾較多。可見就祁彪佳而言,想要安心做靜坐功夫實在是不不難。

 

崇禎十年,祁彪佳的靜參便進進到了新的階段,其日記記載,有兩次都在實踐“七日靜坐”,好比該年三月:

 

初八日,……泊船白馬山房,與管霞標諸友習靜。晚,包養ptt互糾過掉,余問以功夫包養意思下手之要,坐二噴鼻方別。就宿船中。

 

初九日,曉至外父家,祝太夫人壽,……從城外到家,偕鄭九華、沈爾肅、僧紺珠至寓山。晚,于月下,坐噴鼻一炷。

 

初旬日,季超兄亦至。靜坐之工,上午噴鼻二炷;下戰書如之;晚一炷,鳴磬為節。時游人至者,令莊奴閉門謝卻,多不得進。

 

十一日,……是日,以應酬少,坐噴鼻三炷,且覓心情,散亂殊甚。

 

十二日,為清明節,年夜風雨,及午而霽。坐噴鼻之次,作七言絕句五首。

 

十四日,進山。方早飯,僧紺珠同舊道師至,坐噴鼻如前規。……進晚,月色皎然,人在琉璃國中。散噴鼻之次,作書復徐勿齋。

 

十五日,……晚,散噴鼻到家。

 

十六日,在書室閱《海門語錄》。

 

十七日,出寓山,止坐噴鼻一炷。……是夜,月色朦朧,所同坐噴鼻者止舊道師及季超兄。

 

十九日,孕白師至,同之作靜課。……與孕白師談功夫下手、到手處。予至是習靜已七日,初兩三日中猶覺參持稍緊,迨后漸為昏散。兼之應酬紛紜,游觀雜沓,以正念敵妄念,尚不克不及勝,況無念乎!功夫之難到手者年夜都這般。[41]

 

在初八日這一天,祁彪佳與白馬諸友在白馬山房靜坐,他們還靜坐期間,“互糾過掉”,也即靜坐會與省過會合一。接下來的七日則并未與白馬諸友一道,而是回寓山靜坐。時間則比此前有加長了,上午、下戰書各兩炷,早晨一炷噴鼻,也即靜坐五次,每次半小時。七日靜坐完成之后,祁彪佳除了與人探討功夫的下手、到手之處外,還在日記中作了總結,認為開初的兩三日做得不錯,參持稍緊;到了后幾日則“漸為昏散”。昏散的緣由則還是因為“應酬紛紜,游觀雜沓”,以致于正念不克不及敵過妄念,至于“無念”則更是做不到了。接下來該月的記載說:

 

二十五日,招舊道上人到園,作靜課。……午后,季超兄亦至,定噴鼻如上次。

 

二十九日,……予習靜至此已五日,雖應酬難免,而工夫亦未間斷,惟于是日略覺得力,然亦止靜中光景耳,于心體未有悟也。

 

三旬日包養合約,……是晚坐噴鼻,更覺昏散。[42]

 

從二十五日,祁彪佳又特地邀請舊道上人,一路到寓山靜坐。到二十九日則共計五日,然二十六至二十八三日的靜坐具體若何,則日記里未有記錄。他總結這幾日說,能做到應酬難免而工夫不曾簡短,故比前一次進步更年夜,更覺得力。但“靜中光景”能這般,不作習靜時則心體上并未有所悟,甚至在三十靜坐的時候“更覺昏散”,故而還要尋找更好的習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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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這一年的十、十一兩月,祁彪佳的靜坐更為頻繁,還專門到禪宗名剎云門寺,舉行了為期兩周的靜坐。其實此前他的靜坐,除了王朝式等白馬諸友,還有石雨、紺珠、舊道等和尚的幫助,但他還想有更年夜的功能,故而選擇了寺廟。當時恰逢云門寺和尚舉“禪七”,于是祁彪佳與兄祁駿佳一路前往參加:“邀季超師長教師同進云門,適六如年夜師結眾習禪,師長教師同眾僧靜坐七日。”[43]此事日記中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載:

 

初九日,……步進云門寺,晤六如師及荊門上人。……晚,坐噴鼻一炷。

 

初旬日,上午,坐噴鼻二炷;下戰書,坐噴鼻二炷;晚,坐噴鼻一炷。照禪堂規則,僅少晚間一炷坐課耳。……燈下,與六如師談。予辨知行合一之旨,又言此心不離見聞、不著見聞。師教予先從離處著參,俟有著落,一轉即是矣,切勿以意見和會,予覺有會心。

 

十一日,坐噴鼻如前。……燈下,復與六師談“此身是六合間一物,勿認作本身”之旨。

 

十二日,坐噴鼻如前。惟午后一炷,予獨坐于寓舍。

 

十三日,闇然上人邀齋,予先赴之,于彼維摩搨上坐噴鼻一炷,……坐噴鼻之睱,作書復姜光揚。

 

十四日,坐噴鼻如前。

 

十五日,上午坐噴鼻。午后,至廣福庵,與闇然、善生兩上人坐噴鼻二炷。晚,聽六如師設小參,出問話者,為荊門、噴鼻城、覺心、真心、年夜雄諸上人。

 

十六日,上午坐噴鼻。午后,仍至廣福庵。晚坐噴鼻罷,與荊門、噴鼻城諸上人談。

 

十七日,禮千佛,懺起共三千佛,逐日拜誦,以五百計。包養情婦予與諸上人俱不敢茍安,惟覺此心時有散亂,不克不及作寶座光亮之觀耳。晚,仍坐噴鼻,六如下堂審禪眾工夫,予以臥不及聞。

 

十八日,禮懺如前,覺體中少倦,然心秉虔誠,不為之阻。

 

十九日,上午禮懺。……未完之懺,于燈下了之。

 

二旬日,禮懺如前。晚,坐噴鼻一炷。時有禪僧以參禪起昏魔者,予解慰之。稍贈以衣單。

 

二十一日,禮懺如前。

 

二十二日,為予初度之日,禮懺如前。……及暮,懺畢。晚,坐噴鼻一炷,復與六如師話別。

 

二十三日,別六如及寺僧,再向廣福庵、廣孝寺包養dcard言別,荊門師送之過石橋。……傍晚,至越城。[44]

 

天天的靜坐,與在寓山時一樣,都是上午與下戰書各兩炷、早晨一炷,一共五次、每次半小時,若與禪堂和尚的靜坐比擬則少了早晨一炷噴鼻。此次在深山古寺靜參,一則可以保證靜坐的後果,一則可以向六如、荊門、闇然等禪師請教,特別是六如禪師,祁彪佳與其討論“知行合一”“此心不離見聞”“此身是六合間一物”三個命題,則是禪學與儒學所配合關心的。祁彪佳還與和尚一路在佛前禮懺,但是開始時“惟覺此心時有散亂,不克不及作寶座光亮之觀耳”,也即未能掌握釋教“觀想”之法“作寶座光亮之觀”。到了后面幾日的禮懺,估計能“觀想”了,祁彪佳還給“起昏魔”的禪僧作了一番講解。

 

結語

 

靜坐,也即“靜參”“靜課”,在晚明時則是儒、釋、道三教廣泛采用的一種修養方法,就祁彪佳平生的靜坐實踐而言,也正好就是一個儒、釋、道雜糅的過程。

 

在總結祁彪佳等越中士人的靜坐之前,有需要介紹一下證人社的另一主事者劉宗周的靜坐之法。《人譜》之續編有一篇《訟過法》,包含了一整套靜坐改過的操縱方式:

 

一炷噴鼻,一盂水,置之凈幾,布一蒲團座子于下,方會平明以后,一躬就坐,交趺齊手,屏息正容。正儼威間,鑒臨有赫,呈我宿疚,炳如也。乃進而敕之曰:爾固儼然人耳,一朝跌足,乃獸乃禽,種種墮落,嗟何及矣。應曰:唯唯。復出十目十手,共指共視,皆作如是言。應曰:唯唯。于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發頰,若身親三木者。已乃躍但是奮,曰:是予之罪也夫。則又敕之曰:莫得權且供認。又應曰:否否。頃之,一線清明之氣漸漸來,若向太虛然,此心便與太虛同體。乃知從前都是妄緣,妄則非真。一真自如,湛湛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往,卻是本來真臉孔也。此時正好與之葆任,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又葆任一回,忽有一塵起,輒吹落。這般數番,勿忘勿助,勿問效驗若何。一霍間,整身而起,閉闔終日。[45]

 

在靜坐的狀態之中訟過,也即進行自我檢查,辨別人與禽獸、真與妄。在“儼威”的狀態中自問自答、自我懺悔,“清明之氣徐來”則“葆任”“本來臉孔”,如有“塵”起則逐一“吹落”。此《訟過法》原名《靜坐法》,劉宗周在文后有注:“或咎予此說近禪者,予已廢之矣。既而思之曰:此靜坐法也。靜坐非學乎?程子每見人靜坐,即嘆其善學。后人又曰:不是教人坐禪進定,蓋借以補小學一段求安心功夫。旨哉言乎!然則靜坐豈一無事事。近高忠憲有靜坐說二通,其一是放手懸崖伎倆,其一是警惕著地伎倆,而公終以后說為正。”劉宗周擔心靜坐之法不難走偏而流于禪學,然宋包養違法明理學家年夜多重視靜坐,好比劉宗周的友人高攀龍就專門寫了兩篇《靜坐說》,在劉宗周看來其一幾近禪學,教人“放手懸崖”;另一則是教人“警惕著地”,也就是“求安心”,則為儒門正學。關于劉宗周的《訟過法》,牟宗三師長教師說:“此年夜類露臺家之行法華懺儀。這般訟過亦是內圣之學之品德實踐所應有者。……禪自是禪,儒自是儒。行法華懺儀者包養違法,旨在徹悟實相般若,行此訟過法則旨在使自律品德為具體地呈現者。”[46]應該說晚明士人所嘗試的各類靜坐法都與佛、道的影響有關,然不克不及因為與佛、道就摒棄不消,關鍵還在于具體的方式與目標,劉宗周是為了使得人的本來臉孔呈現出來,從而更好地改過樹德,故其靜坐之法成了純真的儒家學說。

 

再說祁彪佳,因為有著保留完全的十多年日記,故而得以考核他自己以及越中士人靜坐的具體情況。在其靜坐的第一階段,已深受佛、道影響,曾嘗試“分豆數念”,還對顏茂猷所說的“守心十二法”等道家的修養方式極有興趣,然并未深刻摸索,則因為關心“廟廊”之富貴而未能堅持靜坐。

 

比及了第二階段,祁彪佳積極參與證人社的講會,然與劉宗周的來往并未幾,經常參與的是陶奭齡掌管的證人社在白馬山房的分會,還與白馬諸友一道,斷續地舉行的“七日靜參之會”,這當是“白馬山會”的活動之一。還有祁彪佳所倡導的“放生社”,參與者年夜多也是白馬諸友,故而也可以懂得為分會活動之一,而靜坐、放生甚至賑災等越中士人的活動,其背后其實還有著“遷善改過”這一配合主題。“七日靜參之會”雖以靜坐的實踐為主,但作為講會之分會,故而還包含了別的兩個內容:其一,相當于“省過會”,請會友們“互糾過掉”,就這一點而言則與劉宗周的《訟過法》有小部門的類似,只是劉宗周強調的是靜坐之中的“自訟”而非靜坐之后的“互糾”;其二,聚會時經常討論若何修心,若何唱工夫,也即與“靜參”相關理論與實踐的具體問題,此中觸及較多的還是陽明心學的思惟內容。祁彪佳除了參與“七日靜參之會”,還有本身在寓山園與云門寺的“七日靜參”,參與者有其兄祁駿佳以及幾位和尚,而白馬諸友當中與祁彪佳亦師亦友關系的王朝式則在開始階段也曾來指引。故而祁彪佳的靜坐,也有兩種類型,王朝式在的時候接近于證人社的“七日靜參之會”,往往會有“省過”活動;而與和尚一道的靜坐,則更近于寺廟之中的靜坐,甚包養app至還有禮懺與觀想。

 

值得留意的是,在晚明三教合一,特別是陽明學與包養俱樂部儒佛會通思潮的雙重影響之下,祁彪佳在從事靜坐之時,與證人社的白馬諸友,或是列位厚交的和尚,經常討論的都是陽明學的問題。故其靜坐的情勢以佛家為主,而其盼望修養的目標則是堅持內心的寧靜,思慮的問題也往往以儒家為主。所以說,祁彪佳的靜坐,與劉宗周《人譜》純儒式的靜坐則是分歧的。總之,無論靜坐的理論或實踐,內容或情勢,畢竟是儒是佛?祁彪佳并不想加以區別,白馬諸友也一樣,甚至那些禪師也如上文說起的覺浪道盛普通,未必重視此中的區別。

 

注釋
 
[1]本文所觸及的越中(即晚明的紹興府,今之紹興以及部門寧波的縣市)士人介紹其生卒、字號以及具體的籍貫,其別人物則僅注明其生卒、字號。
 
[2]學界關于靜坐的研討重要有:中島隆躲著、陳瑋芬等譯《靜坐:實踐與歷史》,臺灣清華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楊儒賓、馬淵昌也、艾皓德編《東亞的靜坐傳統》,臺灣年夜學出書中間,2012年。后者還收錄了史甄陶所著的《東亞儒家靜坐研討之概況》一文。
 
[3]祁彪佳從明崇禎四年(1631)到清順治二年(1645)殉節而逝世,除了巡按蘇吳時的日記因故缺掉之外,幾乎每一天都有完全的日記,具有“日錄”或“省過簿”的感化。參見《祁彪佳日記》之《媒介》,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張天杰點校,浙江古籍出書社,2017年。
 
[4]董瑒:《姚江書院志略》卷下《沈聘君傅》,《邵廷采選集》,陳雪軍、張如安點校,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第871-872頁。
 
[5]第三會時,祁彪佳曾就存亡與義利有過發問。《劉宗周選集》第二冊《證人社語錄》,吳光主編,浙江古籍出書社,2007年,第550-584頁。
 
[6]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七《山居拙錄》,第258頁。
 
[7]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七《山居拙錄》,第266頁。
 
[8]劉宗周等:《劉宗周選集》第二冊《會錄》,第507頁
 
[9]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六二《蕺山學案》,沈芝盈點校,中華書局,2008年,第1514頁。
 
[10]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五《歸南快錄》,第189頁。
 
[11]祁彪佳日記的記載,他讀過覺浪道盛的語錄,覺浪還在清軍南下之際“有志用世”而有書信與祁彪佳。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十《感慕錄》,第475頁;《祁彪佳日記》卷十五《乙酉日歷》,第829頁。
 
[12]覺浪道盛:《天界覺浪道盛禪師全錄》卷二二《書義全提序》,《明版·嘉興年夜躲經》第三十四冊,臺灣新文豐出書公司1987年,第721包養網單次頁。
 
[13]覺浪道盛:《天界覺浪道盛禪師全錄》卷十七《五臺紀略》,《明版·嘉興年夜躲經》第三十四冊,第779頁。
 
[14]荒木見悟認為覺浪道盛將本身的任務感定位于陽明學派的路線之上,故而多與陽明學派的宰官居士來往。參見荒木見悟:《明末清初的思惟與釋教》,廖肇亨譯,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第178-179頁。
 
[15]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七《山居拙錄》,第273頁。
 
[16]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六《林居適筆》,第212頁。
 
[17]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七《山居拙錄》,第281頁。
 
[18]證人社成員作為公眾知識分子,擔當社會事務,參見吳震《“證人社”與明季江南士紳的思惟動向》,《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惟研討》,臺灣年夜學出書中間,2009年,第247-340頁。
 
[19]祁彪佳的父親祁承㸁便與湛然圓澄(1561—1626)密云圓悟(1566—1642)多有來往,而其兄祁駿佳則與和尚往來更是頻繁,且常在化鹿山中靜參,并著有《禪悅內外合集》。與祁彪佳往來較多的和尚除了覺浪道盛,還有園澄的門生麥浪懷明(1586—1630)、爾密明澓(1590—1641)、石雨明方(1593—1648)、三宜明盂(1599—1665),以及麥浪的門生無跡(生卒不詳)以及六如、荊門、闇然等云門寺和尚。麥浪、爾密二禪師往世之后,祁彪佳為之作塔銘,載《祁彪佳集》卷四,中華書局,1960年,第61、64頁。
 
[20]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包養意思》卷六《林居適筆》,第198、203、212、220、224、227、231、235頁。
 
[21]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五《歸南快錄》,第188頁。
 
[22]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六《林居適筆》,第235頁。
 
[23]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五《歸南快錄》,第180頁。
 
[24]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六《林居適筆》,第228頁。
 
[25]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七《山居拙錄》,第254-255、264頁。
 
[26]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六《林居適筆》,第213頁。
 
[27]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五《歸南快錄》,第188頁。
 
[28]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五《歸南快錄》,第188頁。
 
[29]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六《林居適筆》,第203頁。
 
[30]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七《山居拙錄》,第256頁。
 
[31]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六《林居適筆》,第203頁。
 
[32]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十一《小捄錄》,第565頁。
 
[33]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一《涉北程言》,第17-18、27、30頁。
 
[34]關于顏茂猷的以儒家為本位的三教融會思惟,參見吳震:《顏茂猷思惟研討》,東方出書社,2015年版,第49-87頁。
 
[35]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二《棲北冗言上》,第35頁。
 
[36]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一《涉北程言》,第26頁。
 
[37]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五《歸南快錄》,第183、184頁。
 
[38]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六《林居適筆》,第213、214頁。
 
[39]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六《林居適筆》,第216頁。
 
[40]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七《山居拙錄》,第297頁。
 
[41]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七《山居拙錄》,第259-261頁。
 
[42]祁彪佳:《祁彪佳日記》七《山居拙錄》,第262頁。
 
[43]王思任等:《祁忠敏公年譜》,載《祁彪佳日記》附錄,第914頁。
 
[44]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卷七《山居拙錄》,第301-303頁。
 
[45]劉宗周:《劉宗周選集》第二冊《人譜續篇二·訟過格》,第15-17頁。
 
包養網推薦[46]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六章,上海古籍出書社,2001年,第3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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